大汉刘皇叔

北宋折腾了好多年的“三冗”问题，被一场靖康之变一次性意外解决了。

其一是冗官问题：

金兵不仅掳走了东京城中大量金银财宝，还将二帝及后妃、诸王、驸马、宗室千余人，以及外戚、官僚、内侍、伎艺人共约三千余口掳走，北宋开国以来膨胀到极致的上万名宗室，被金人一网打尽北迁或死乱军，宗室岁给"钱米绢绵岁费无虑数百万缗"随人质北去戛然而止。

随徽钦二帝北狩的还有大批徽宗朝高官、三馆秘书省官员、太学博士，而这些人，恰恰是“冗官”金字塔顶端那层恩荫泛滥、不事事而食的典型代表。

经此一劫，超编宗室、顶层冗官、虚额禁军都被连根铲除，剩下南逃的宗室也多成平民、随驾官僚大幅裁减，导致建炎初中央机构只留约三成员额。

由于官员缺编严重，南宋政权不得不将宰相兼枢密使和三省合一，由宰相兼任枢密使，解决了长期以来枢密院与中书门下二府争权的低效问题。

建炎元年，赵构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、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"参决军国事"；

建炎四年，罢凌驾枢密院之上的御营使司，由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；

绍兴七年，南宋复置枢密使，由宰相张浚兼之，宰相兼任枢密使遂成为惯例。

"绍兴七年，诏依故事置枢密使，以宰相张浚兼之……其后或兼或否，至开禧，以宰臣兼使，遂为永制。"

这意味着，军政权归宰相统一调度，战时决策不再有二府扯皮，后来秦桧、史弥远、贾似道均以"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"总揽文武。

虽然一度产生了“权相”问题，但从客观上终止了北宋台谏与宰相互咬导致政务瘫痪的局面，也使得南宋能在金蒙的连续军事压力下偏安江南一百多年。

其二是冗兵问题：

北宋时期，殿前司、侍卫马军司、侍卫步军司分掌禁军，但他们没有战区指挥权、不统兵出征，有战事时只能临时任命招讨使和宣抚使，导致将不知兵、兵不知将。

到了南宋时期，面对金军需要长期跨区作战，再搞北宋三衙那套就行不通了，于是就改制，设御营使司，高宗自兼使，黄潜善、汪伯彦副之，负责统前方督师。

废除御营使司后，兵权干脆下方给各路宣抚使、制置使、都统制，让他们能独立协调一省或数省资源兵力作战。

"自建炎以后，诸大将岳飞行营后护军、韩世忠行营前护军、刘光世行营左护军、吴玠行营右护军、张俊行营中护军，各置都统制、副都统制，遇调发则宣抚使、制置使节制之，事毕还屯，不置固常。"

这样做的好处是，解决了长期以来兵不知将、将不知兵的问题，战斗力提升了。

同时，行营护军"遇调发则宣抚使节制之，事毕还屯"，将兵分离，但作战时又有明确的战区指挥官，避免了唐末藩镇擅兵自立的局面。

因此在绍兴十一年议和后，秦桧很轻易地就把各都统制调回临安改任殿前司、马军司、步军司都统制，同时把宣抚使、制置使罢除，兵权全归枢密院，没有酿成大规模兵变。

其三是冗费问题：

北宋三冗费大头是养兵、养宗室和郊祀赏，但靖康之变后，宗室被掳、禁军虚额砍掉，郊祀按南渡后三年一郊缩减，一下子少了两个大头，唯一多出来的军费是因为对金战争，省不得。

但是，南宋在四川行茶引法、市易法改钞引，搜刮了大量军费：

"除卖茶、市易、度牒、杂物外，令商人于榷货务入纳见钱或金、银，赴合同场买茶引……每引春茶二十贯、夏茶十五贯，应副赡军支用。"

与此同时，南宋又通过经界法找回隐匿田税：

"今平江府有无田之税、有田无税，户部无所稽考，贫富倒置。乞委通判充措置经界官，打量亩步、攒造砧基簿、断自民户所有田亩，不以多寡均认税赋。"

第三，在淮东、淮西、湖广、四川设总领所，独立审计各战区军费、直接对朝廷负责、切断帅臣私占军饷。

通过这一系列手段，南宋在半壁江山每年维持4500——6000万贯军费开支的情况下，仍能维持财政健康运转，这是北宋想都不敢想的。